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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25年对于Ethereum而言，无疑是充满矛盾与争议的一年。尽管有大V带货，各种DAT，各种技术升级，黑客宣传，但是二级市场的表现却不如人意：Ethereum陷入了一种“尴尬”的中间地带：在资产属性上，它似乎缺乏Bitcoin作为“数字黄金”那般纯粹的商品属性与避险共识；在技术性能与费用捕获上，它又面临着Solana、Hyperliquid等高性能链的激烈竞争，后者在吞吐量和费用捕获上似乎更符合投资者的青睐和估值模型。此外，2024年的Dencun升级并未重现Ethereum的昔日荣光，反而成为了吞噬叙事的梦魇。

　　1950年代的新加坡是一个私会党（黑帮）横行的时代，据统计，当时候活跃的私会党团队达到300多个，且涉及人数多到了5万多人（占到当时居住人口的6%），基本渗透了新加坡的各行各业，不仅带来许多社会秩序的问题，也影响了当时的经济发展。时任新加坡“大管家”的人民行动党李光耀决定采取雷霆手段，颁布了当时震惊司法的《刑事法临时条款》（又称55号法案）——这项方案基本上赋予警察对认为可能威胁社会安全的人士，可以在不过堂的情况下，对嫌疑人进行长期拘留。

　　彼时的安乐岛可谓是一片荒凉，但是随着第一批、第二批犯人辛勤的建设，安乐岛也开始初具规模，除了有食堂、宿舍、仓库之外，还通了自来水和电，从外人来看，这就是一个大型社区，而不是监狱。在安乐岛的每个人都需要干活，参与建设，包括狱警（Dutton自己也与犯人同吃同住），作息时间是早8到晚5，下午5点之后就是自由时间，并且还有双休。也正如Nair的假设，在这种社区环境下服役的犯人“出狱”之后的再犯率仅仅只有5%，这段“佳话”还引来了西方媒体的报道，甚至联合国考察团的参访，被誉为是“人类改造历史的奇迹”。

　　就当Dutton觉得一切向好时，殊不知安乐岛社区里的“贪心”和“不甘心”正悄悄作祟。有些囚犯抱怨工作太过辛苦？有些抱怨提前出狱的为什么不是自己？有些抱怨分工不均，自己总是做最累的活儿，但是获得的工分（credit）却少？这种情绪逐渐在囚犯之间展开。导火索是1963年7月的一次码头周末赶工事件，当时的数个木工因为是周末遂撂挑子不干，Dutton一怒之下将参与罢工的囚犯遣返回樟宜监狱。这一事件将不满的情绪推上顶峰。